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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是能否定罪的关键。主观目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可以通过外化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从而通过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主观目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应综合考察以下因素予以认定：

　　(一)行为人的签约手段。马克思说：“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犯罪目的与犯罪手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互相制约，手段从属于犯罪目的，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目的又依赖于手段，通过手段实现目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表现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在合同的关键之处采用欺骗手段，例如伪造或变造票据等，虚构不存在的单位、标的物等，与对方签订合同，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主观目的就是显而易见的。

　　(二)行为人的履约能力。若行为人根本不具有或者部分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所签订合同大大超过其履行能力，则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有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完全具备条件，为了能签约而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能力作了一定夸大，但在履行期间内有第三者帮助，有确定可靠的保证，或者经自身努力后具备相应能力，有承担违约责任的能力，也可以认为有履约能力，但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而不是无法确定的虚假可能性。

　　(三)行为人的履约行为。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履行各自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各自经济目的。若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没有履行的诚意，拒绝履行;或者即使履行也是掩人耳目，只履行一小部分，是为了进一步诱骗对方当事人进行更大的交易，以骗取更大的非法利益;或者取得相应利益后逃匿，均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行为人没有任何欺骗行为，或者在一定限度内对某些事实采取欺骗手段，如夸大资信程度等，但不是掩盖无法履行的事实，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宜按合同纠纷处理。

　　(四)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行为人的事后态度，也是区分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诈骗故意的重要标志。”[6]当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造成违约事实后，若不及时主动通知对方当事人，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来减少对方损失，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是东躲西藏，避而不见，甚至挟财逃匿，致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追回损失，则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行为人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不同的心理态度则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若行为人依合同收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或者定金、预付款等，不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没有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而是用于自己挥霍，或者偿还债务，或者挪作他用，或者携款潜逃，使标的物完全脱离对方的控制，无法追回，则行为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不言而喻。若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一般也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六)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响合同未履行可归结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若一方当事人依合同享有权利，但不愿意、不积极主动去承担义务，从而造成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不对等，由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原因造成，说明其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若行为人享受了权利，又尽自己最大努力承担义务，但是因为发生了客观上行为人无法预料的事实，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由于行为人无骗取钱财的目的，对此应按合同纠纷处理。

　　“当然，由于从外在表现来判断主观心理，严格上说只能是一种推定，因此，也必须相应地考虑行为人的反证。”[7]应充分听取行为人的辩解，把以上各个因素充分结合起来，综合认定，做到不枉不纵，不能只注重某一方面，而不顾及其他，避免以偏概全。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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