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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第一，假释的发动基于对受刑人人身危险性业已消除的认定和在监督考察下不再危害社会的期待。在考验期内若故意地再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是无可争议的;但若出于过失再犯，尽管也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社会危害，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故意再犯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两种主客观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行为却呈现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是不是有违公平原则?笔者因此建议将过失再犯的假释撤销由立法规定的必然撤销改为由法官根据过失大小和致害程度进行的自由裁量，也即假释考验期内因过失再犯，“可以”撤销而非“应当”撤销假释。

　　第二，由于假释是以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在危害社会为根本条件，故而如犯罪分子有意隐瞒自己的罪行，足以说明其无悔改表现，亦难以确认不致再危害社会，应当撤销假释当无异议。但是，如果罪行是被假释犯主动坦白交代的，所以应区别对待。其一，如果所坦白交代的罪行相对较轻，综合考虑仍然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相应延长假释的考验期，不撤销假释;其二，如果坦白的罪行比较重，中国同意对漏罪区分对待的学者于是认为应当撤销假释，实行数罪并罚②。笔者的意见是不妨作与故意再犯和过失再犯相同的罪质区分，如该较重的罪行系假释犯故意所为，则应当撤销假释;如过失所致，则是否假释交由法官裁量。

　　第三，将违法行为作为假释必然撤销的一个条件是中国对假释犯重“管束”轻“保护”的一个明显体现，笔者以为并不足取。假释考验期是促使假释犯重返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其从监禁生活到社会生活的磨合。假释犯在这一期间出现生活、求职和交往上的困难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由此导致内心的不安、失衡、怨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出现反常行为、显现再犯之虞。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假释犯在重返社会生活的过渡期里对其监督管束，保护指导的缘由和必要性。如果一旦真有违法违规行为，监督帮助应是比一律不问因由、不分违法行为之轻重而撤销假释使之重回监狱更符合行刑规律。严重违法，应当撤销;轻微违法，可以撤销或采取相应的惩救措施如采取警告、要求作出保证或增加新的特定义务，以尽量维持假释已取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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